拓展马克思政治哲学，还有这一可能的维度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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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物教批判与政治哲学的关联在汉语学术界几乎未曾被谈及。这实在是一种双重遗憾。一方面，拜物教批判的研究往往被限定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野之内加以理解，没有将拜物教批判上升到深化或推进历史唯物主义本质论批判的高度；另一方面，马克思政治哲学由于被固化在正义之类的命题之内加以反复讨论，实质上又使得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有被窒息的危险。

鉴于这一考虑，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历史唯物主义拜物教批判的政治哲学阐释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批准号为2016BZX005）试图将两者结合起来，在拜物教批判的维度上，进一步拓展与深化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真实要义。

原文 ：《在拜物教批判语境中拓展马克思政治哲学》

作者 |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孙亮

图片 | 网络

基于学术史传统的研究“定向”

任何学术研究都必须建立在扎实的学术史传统中方能开掘出新意，拜物教批判与政治哲学的设想是建立在一系列学术史传统中加以推进的。其脚手架实际上来自三种路向。

首先是价值形式批判学派的启示。在20世纪六十年代之后，西方学术界激活传统马克思主义所忽视的价值形式，阐发其所体现出来的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变革。他们基于人的存在方式的变革去设想另一种革命，突显新的抵抗价值形式化的生活形式，这是一种从革命内容去思考革命实现的方式，而非仅仅在政治革命的意义上去谈论，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使得人们开始思考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形式所开显的解放及相关政治哲学问题。特别需要关注的问题是，在建立新的政治形态之后，人们是否能够摆脱价值形式化的社会生产关系与人的商品化的存在样态。这一直是西方学者提示并试图化解的问题。

其次是拜物教批判与马克思政治哲学相互关联的学术资源。斯蒂芬·格里加特是使这一方面给人足够想象空间的学者，在其《拜物教与自由》（Fetisch und Freiheit）一书中，他详尽地梳理了“拜物教”概念在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是如何发展的，以及在传统马克思主义中长期被忽略或误解的程度，并分析了对拜物教的克服（überwindung）与马克思的解放的深层逻辑。更有意思的是，这本书从马克思之前的黑格尔，到马克思之后的列宁、卢卡奇、科尔施、阿多诺、德波、阿尔都塞等，一直到后现代的拜物教问题，均以拜物教与解放串联起了这些我们早已熟悉的思想家的内在思想维度。除此之外，还有汉斯·赫尔姆斯（Hans G. Helms）的《拜物教的革命》（Fetisch Revolution）、哈特穆特·博赫梅（Hartmut Böhme）的《马克思的拜物教内容及其语境》等。当然，就其最为核心的资源贡献来讲，拜物教是事关解放的真正落脚点，无论是彼岸世界真理的消逝，还是此岸世界真理的确立。

最后是西方左翼对资本主义批判与人类解放的路径的探索。在当代，思考马克思政治哲学既需要返回到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也要在根本上去思考当前以资本为基本建制的社会能否被替代、如何被替代以及替代与原先的传统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区分。这一切都涉及如何理解当代资本社会新变化、新发展，包括这一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如何反抗。

在这一方面，埃里克·欧林·赖特在那本知名的《21世纪如何成为一名抵抗资本主义者》中对抵抗资本主义的多样性呈现出最具“模式”的特征，包括打碎资本主义（Smashing capitalism）、消除资本主义（Dismantling capitalism）、驯服资本主义（Taming capitalism）、抵制资本主义（Resisting capitalism）、逃离资本主义（Escaping capitalism）。毫无疑问，这在西方左翼那里所进行的各种抵抗大致均可以座落在这五种或者其相互交叉性地抵抗资本主义的方式之中。而汉语学术界还处于打碎资本逻辑、驯服资本逻辑这种二元思考模式之中，不能说不是一种遗憾。也正因为如此，资本与人的存在方式，特别是政治相关性问题则变得极为复杂。

存在处境的政治分析

正是基于上述理论资源，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究大致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是人之存在的商品化处境及其拜物教机制的分析。其中一项基本任务是要厘定当代人的日常生活的“拜物教”问题。拜物教之中内涵的“物象化”与“物化”的区分恰好表达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两个层面，而这也构成了有效理解生活存在方式的基本框架。在商品社会的生活面前，人呈现为一种生产者与所有者的无个性的“常人”形象，而生活外在于人独立存在。通过揭示拜物教包括主客体双重向度，我们才能够真正把握到构成当代人生活的三种统治形式，即资本、自由民主与形而上学。而走出这些统治形式的道路则既要思考在传统政治革命的方式下申张所有制与政权的变革，也需要思考价值形式、观念等“抽象统治”的存在，“个人受抽象统治”的建构原则，特别是“价值形式化”主宰人的存在方式以及“生命政治学”“精神政治学”的若干论域。

二是西方政治哲学观念的拜物教批判。拜物教批判通常要求的是，将拜物教所谓的用特定时代的特定形式充当普遍性的思维方式重新倒置过来，即拜物教是将特殊充当普遍、充当真理，拜物教批判是对这种“充当”的过程的剥离与揭示，也就是说它追求的是普遍性能够成为真理本身。以此来看，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对政治经济学所使用的概念的特殊性进行批判，是将普遍性维度的政治经济学逼出来的过程。同样，展开西方政治哲学观念的批判也是对其普遍性缺失的批判。当人们听到“自由”“平等”“正义”“自然法”等诸多西方政治哲学所构想的至高无上的政治准则与政治理想时，人们往往会将其理解为一种没有任何条件的普遍性的政治准则与政治理想，而非认识到这些只不过是在特定条件下的特定理想。或者说，这是将希望的理论混同于现实的存在。依此，如何理解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则需要对西方政治哲学中以权利为核心的话语体系进行重新的“返回根源”，撞击出那习以为常的政治观念“从何而来”的存在论条件。

三是以“否定的辩证法”推进重构马克思的一些基本政治哲学命题。譬如学术界反复讨论“正义”，其实不论如何讨论，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我们所给出的正义内涵都是特殊性的，构成不了普遍性的真理。那种可以随着言语滑动的正义不过是我们基于自身存在处境的想象，这一点对马克思来讲再清楚不过了，因为这种正义不仅不能敞开改变我们的存在处境的道路，相反，它只能是对现实存在的封闭，现实存在被我们所想象的正义所定义、同一、主宰。正义与存在变成了一个毫无“剩余”的覆盖。显而易见，这与《资本论》所展开的批判恰恰是相反的。所以，研究马克思所谓的正义并不是一个有效的问题，如果非要说马克思的正义理论，恰恰是以非正义来表现了正义，即他要求的是立足特定社会，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人之存在的“非正义”的现实。如阿多诺所说，“我们可能不知道，什么是绝对的善，什么是绝对的规范，甚至不知道什么是人、人性和人道主义，但我们却非常清楚，什么是非人性的。我想说，人们今天更应该在对非人性事物的具体谴责中，而不是在人的存在的没有约束的、抽象的定位中寻找道德哲学。”

四是马克思政治哲学中最为重要的当然就是革命主体的阶级问题。在这里，我们不妨以AI时代作为划分的界限。在之前，我们所针对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往往集中于无产者作为革命的主体，这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只不过随着后福特主义、后形而上学、新社会运动以及微观政治等的兴起，这一观点受到了所谓“去阶级化”的各种言说的影响，诸众、边缘群体、多余的存在、少数族裔、无分之分存在者等一时都站到了重构革命主体的位置上。当然，这些偏离了社会主义运动史的任何运动的想象，最终并没有汇聚到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潮流中，但是，这些思考对重新丰富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内涵是大有裨益的。不过，AI时代来临之后，恐怕我们还必须面对马克思政治哲学话语再次更新的问题，譬如典型的问题就是机器人、AI能够作为革命的无产者吗，以及社会的分化越来越从生产资料的层面滑向了认知的领域（如认知的无产化），还有革命动员（Mass Mobilization）的方式在AI时代所面对的各种新现象，等等，这些问题的回答，无论如何都需要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加以合理阐释，这样才能够让马克思真正走近当代。

无论是何种视角，其意图都不是要占据马克思阐释的唯一通道，它仅仅是试图为我们了解马克思照进一束微弱的光。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29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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